苗族历史上的“金银情结”

苗族史研究表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就已生活在相对丰饶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带。金银这些贵金属进入苗族社会生活的具体时间不可考，但从苗族民间文学的述说中可推知，应该是比较早的。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苗族古歌》(中部方言)当中，就有三章专题描述金银。

白银自古以来就被当作货币。苗族先民当然明白银子的价值。九黎蚩尤部落在同炎、黄部落联盟的战争失败之后，其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又被历代封建王朝歧视镇压。苗族由于长期的战争、迫于生计的数次全民族大迁徒，使得他们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老鸦无树桩，苗族无故乡”是古代苗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苗族民间传说中，有好些是关于先民们如何制作银饰的。其中之一，是一个叫巴高的苗族男子特别聪明，他把一根根银棒裁短，然后弯起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又把多余的碎银打成小圈戴在手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就是最早的“银饰”。这可算是传说中从物质层面上对银饰来源的解释之一。苗族上古传唱下来的著名叙事长诗的《娘阿莎》中的“水龙王”有这样的唱词：“还你六张巾，退你银项圈”在苗族的《换嫁歌》中唱出了在母系社会男子出嫁时的情景：“头插锦鸡毛，衣裙身上套。一只银项圈，胸前闪耀”时距今日是在2000年以上。

而苗族银饰之所以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深层的精神动因。苗族在迁徙途中备受磨难，不仅忍、饥挨饿，他们更无法解释风雨雷电、洪水猛兽这些对他们生命造成极大威胁的自然奥秘，无法解释他们永远摆脱不了的苦难命运。面临厄运，他们在原居住地就已产生的以巫术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浓重的巫文化的氛围所笼罩。

苗族的银饰从它诞生之初，就具有巫术的功能。苗族先民相信，一切锋利之物皆能驱邪，银饰是驱邪之上品，还可以消灾祛病。苗族西部方言区因银饰不多，这种功能显得更为现实——他们行路途中在山泉里饮水，要先用手镯浸入山泉消灾而后饮。中部苗族的银饰也部分地保有这种功能。在中部方言区的丹寨，苗族妇女的银围腰链也是驱邪的器物，必须由舅舅请人打制，戴上后终身相随。她们死后的随葬品中，还有特制的小号银角和银碗。过去台江苗族去世，也要在墓穴中洒一点银屑，让银子伴随着他们的灵魂不遭遇恶鬼。

经过数千年的迁徙，苗族来到了两湖、黔东南、黔中、黔西北和云、桂、川、海南岛等地，约有半数聚居于贵州。贵州远离了苗族原先居住地的银矿脉，苗族也丢失了原先的冶炼技术。历史老人的脚步在苗族同胞苦难的迁徙中没能步步向前，而是被封闭在大山深处，与世隔绝，时而停滞倒退。许多苗族同胞又回复到了刀耕火种、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大山里的苗族同胞与金银的惟一联系，就是永唱不衰的古歌和老人口传的故事。金银的余音只能在精神领域中回荡，现实生活使他们远离了黄金和白银。

明洪武四年至十四年（公元1371～1381年），明太祖派傅友德率30万大军进军云贵，并前后留下了20万军民屯兵贵州。伴随军屯而来的还有民屯和商屯，形成了一连串的“屯堡”。这些“屯堡”复又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使得苗族东部和中部方言区的稻作文化复苏，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二月，贵州正式建省，以白银为货币的交易方式逐渐进入大山深处交通阻隔的苗族聚居区，部分取代了他们“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白银这个苗族久违了的“玩伴”才回到了苗族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对古籍的筛查和对苗族老人的访谈，都没有发现在明朝以前有过苗族的银匠出现。

白银进入了苗区的流通领域，便为苗族银饰提供了原料。有的热爱白银的苗人直接把银币拿来作为衣饰，钉于两胸襟边上。更多的是将银币用来打制首饰。于是，苗族佩戴银饰之风便渐渐铺开。明代史籍中开始出现关于苗族佩戴银饰的记载，郭子章《黔记》中称“富者以金银耳珥，多者至五六如连环”。黄金因其价格昂贵，生活贫困的苗族不可能拥有，而白银就成了苗族饰品的惟一原料。过去，为了拥有一件银饰，苗族同胞们只有节衣缩食，把毕生微薄的积蓄全都用于此项。

银饰在古代的汉族以及许多少数民族当中都有过流传，而这种流传随着时光的推移逐渐淡化、隐退，变成了只能载入史册的非活态、非常态文化。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活水准的提高，苗族银饰却是越做越精致。如今，在原先流行银饰的苗区，佩戴银饰的苗族人群越来越普及。这源于一种精神力量的驱动，是他们代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金银情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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