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为币”到法定币——白银在中国货币化的历程-第12页

至于中国国内商业机构，无论是资金势力还是进入门槛，最初根本无力与国外同行竞争，到后来国内银行有机会参加公债发行之际，却始终无法摆脱政府赖账的可能，更不用说权力之手间接控制乃至直接勒索。从胡雪岩到民国公债走向崩塌均可一窥究竟，更不用说中国银行(601988,股吧)日后被迫增加官股。

本质上，国家债务是资本主义逻辑下的衍生金融品，马克思说公债是原始积累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国家为了维持公共权力需要公民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而商业文明下借贷双方也需要有对应的约束。对比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提及的“四角关系”，其实中国不缺乏举债动机，甚至不缺乏举债能力，而是一直缺乏约束皇帝的要件。

由于缺乏整体制度的变革，中华帝国财政虽经不少干吏能臣改革，却始终无法突破其局限，这也使得中华帝国在明清后一直深陷效率低下的循环。即使到了现代的国民党政权，按照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估算，其1931年的财政支出水平尚且低于1880年的明治政府。相应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始终未能深入中国内地尤其农村地区，而这些巨大的空白又成为对城市进行割裂与包围的根据地，最终城市在军事和经济上双双失去优势，国民政府的溃败由是可以视作其脆弱的财政体系一开始所注定的。